我有意無意逃避地震的新聞，最終還是看了，最終還是陷入無能為力的憂鬱。

對我而言這種痛苦是社會學門最大的無奈，再多批判、探索和反省都比不上真實的災難，而我註定無法冷眼旁觀，比之南亞海嘯，我正好不在異地也正好知道地震是怎麼回事，台灣就只有那麼大，921對每個台灣人來說都是記憶，所有島上的人都受到影響，於是可以預知的痛苦由此而生，我最後選擇捐錢，拿一小部份的錢出來其實不是為了那些受苦難的人而是為了我自己，像是看一場表演或者讀完一本書，為了處理我自己的思考和情緒，我永遠是一個outsider並多少因此感覺痛苦。

而即便是這樣慘重的天災還是無可救藥陷入政治問題和意識形態的框架，一個地震，各自表述，而苦難終究被太多影像文字政治操作淡化成為一個一個的問題和一段過程，當我從開始過渡身在大陸的最後幾天以後接續到回來台灣，在深圳的幾天我的憂鬱已經因為口徑完全統一的官方媒體疲勞轟炸（是，我同意Susan Sontag關於影像的說法，也許應該引申到整個媒體操作？）消磨殆盡。

而我必須承認多少激起我敵我意識的源由是蘇生同學的一句話“你們那兒也默哀嗎？“，我完全可以理解他說這話的脈絡，但一方面是我最討厭這種大一統的哀悼，無論對象是誰是什麼我都討厭，另一面是我無法克制自己想起當初921時候中國政府對待台灣的態度，國際紅十字會的捐款和協助必須要由中國政府轉交、干擾國際救援隊抵台的程序、僅僅一百萬美元的捐款、對大陸內部報導的冷處理，彷彿這只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我知道當時的政治外交氣氛絕對和現在不同，大陸政府的策略不同，台灣媒體的報導取向也產生影響，但發生過的事情確實存在，這種關乎生存的基本人權問題上無論如何是不應該以意識形態和政治操作當作前提，然後我開始見到各式各樣的混亂，有藉此鼓吹民族主義者、有提升民族自尊心者、有一面倒讚揚政府英明媒體功勞者、有拿台灣捐款當作對祖國效忠的證據者、甚至我在豆瓣上見到某地方政府公告會從地方民眾的捐款中拿“部份“援助四川災民，突然間一切變得荒謬極了，有人被迫死去有人被迫活下去，而這麼多人想要從這件事情上獲得什麼？獲得什麼？

然後我知道當初所有那些單純的部份永遠不會重現，單純的想幫助人、單純的感覺痛苦、單純的同情和同理心，一切都已經成為論述，一切都重複被詮釋並且等著再一次被詮釋。

我發覺我開始不在意，最後的最後，我已經不在意。